1980年11月，北京，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正在进行。会议谈到华国锋此前一段时期的工作时，批评意见逐渐增多，气氛显得格外严肃。就在这时，许世友开口了：“华主席人很厚道，正直实在，从不虚与委蛇。大家也应当听听他的辩护。” 这句话并不漂亮，甚至带着许世友一贯的直截了当，却让在场的人听出了分量。华国锋坐在那里，心情十分复杂。有人批评他的工作方法，许世友却没有顺势附和，而是把“做人厚道”和“政治判断”分开来看。 许世友并不是在替华国锋遮掩问题。他与华国锋交往有限，两人真正的接触并不算多。1977年，华国锋到南京看望许世友，彼此留下了不错的印象。但在那场民主生活会上，许世友的发言更像是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，讲一句公道话。 许世友看人，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：不喜欢绕弯子，也不愿意只凭风向说话。他文化程度不高，却长期处在战争和政治斗争的复杂环境中，知道什么是工作上的失误，什么是品格上的问题。对他而言，批评可以尖锐，做人不能失真。 这种性格，早在许多生活细节中便显露出来。一次，妻子田普在宾馆看到两盆花开得漂亮，宾馆方面便将花送给了她。许世友回家得知后，当即要求把花送回去。 田普觉得不过是两盆花，没必要大惊小怪，便解释说：“花本来就是给人看的，也是他们主动送的。”许世友听后很不高兴，回答道：“不能占公家的便宜。”在他看来，事情大小不是关键，关键是干部家属不能把公家的东西当成理所当然。 对孩子，他同样不讲特殊。许世友有七个子女，几乎都被送进部队，从基层岗位干起。孩子们在军队中的成长，靠的是组织培养和个人努力，许世友很少动用自己的身份替他们铺路。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，他得知在空军服役的三女儿正在度蜜月，马上要求她限期归队，并明确表示，不能按时归队就要承担组织处理。话说得重，甚至近乎严厉，却符合许世友一贯的军人作风：战事当前，个人安排要让位于部队需要。 有意思的是，外界常把许世友概括为“脾气火爆”。这只说对了一半。真正经历过重大政治风浪的人，往往明白什么时候该说，什么时候不能乱说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局势复杂，许世友并没有因为性情刚烈就贸然行动，反而多次保持克制。 1975年，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军队中长期存在的“肿、散、骄、奢、惰”等问题。会议结束前后，许世友感到军队的历史经验必须尽快整理，便给毛泽东写信，提出应抓紧编写党史、军史。他在信中说，老同志逐渐减少，许多亲历者还健在，这些经历是培养后来者的重要材料。 这封信没有立即形成结果，但许世友关注的并不只是个人得失，而是军队传统能否被真实保存。他很清楚，口述记忆一旦中断，许多关键细节便难以复原。几年后，党史和军史编写工作陆续展开，也印证了这一建议的价值。 许世友晚年留下的另一件事，同样体现了他的性格。1985年1月，他向中央提出身后土葬的请求。这个要求与当时倡导火化的殡葬改革并不一致，因此有关方面不敢自行决定，文件最终送到了邓小平那里。 邓小平审阅后批示：“照此办理，下不为例。”许世友之所以提出土葬，并非贪恋形式，而是想葬在母亲身边。年轻时参加革命，他长期不能侍奉母亲；后来回乡探望，看到老人年迈，便一直把这份亏欠放在心里。 1985年10月22日，许世友在南京病逝。按照遗愿，他被安葬在母亲身边。由于土葬属于特殊批准事项，葬礼采取了低调处理方式，起初墓地也没有立即立碑，直到一年后才刻下“许世友同志之墓”。 从替华国锋说一句公道话，到拒绝家人占公家便宜，再到坚持葬在母亲身旁，许世友的许多选择看似分散，背后却有一条清楚的原则：对人看事实，对己守规矩，对亲人讲感情，对公事不徇私。正因为如此，那句“人很厚道”，才不是场面话。 特别